童年记忆一

吃过午饭,爸爸说要带我去外婆家。我说好,没有丝毫兴奋。

我们乡下的孩子,大多都是喜欢去外婆家窜亲戚的,逢年过节也好,平时也罢,一听说去外婆家,就高兴得不得了,争先恐后嚷着要去,像我这种不想去的,在乡下很是少见。我说“嚷着”,是因为乡下孩子多,远的不说,就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们的父母一般都是生了四五个孩子的。

孩子生得多有很多个原因,大概可以归纳一下,第一,农村医疗设施近乎没有,整个镇(当时叫乡,早期叫公社)只有一个卫生所,设在镇墟里,农村人想去看病,那得跑上几里甚至几十里山路,如果孩子半夜病了怎么办?只要不是大病,一般不会到卫生所去看的。

看病的地方除了那个卫生所,就是农村赤脚医生,背个药箱子窜村给人看病的那种,我的二舅就是,现在他还在干着他的赤脚医生。

第二是没钱。这是个主要原因,一般人病了,很少有钱医治,所以有很多人即使病了,也是拖,不愿意去看医生,没钱呀。说来也贱,有些病硬是能拖好的,再吃点民间的草药也就好了。而有些大病却是拖不好的,可是没钱治,没办法,也是拖,结果有些就这么活活病死了。这种情况在我们乡下很多,我小时候就见过不少这样活活病死的,我们村也不少,大人小孩都有。

这两个原因加起来,就死了不少人。因为没钱治病,所以能拖就拖,等拖得不能再拖了,再去看医生时,已经无力回天了,或是虽然有得治,但高昂的治疗费,即使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于是又把病人抬回家,继续一天天拖下去。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小孩,我小时候经常看见村里有人家死小孩的。

所以大人们都怕自己的小孩死,于是就多生一些,生他个三五六个,死了一个两个,还有两三个,还不会断了“香火”。

第三个原因,就是农村没有避孕措施。没有避孕,这生孩子的事就没法控制。农村人没文化,不像城里人会采取体外射精或根据月经周期掐算安全期什么的,所以就乱来,于是孩子就生了一大堆。说到这结扎、放环这一类计划生育措施,那是后来才有的。

记得我爸曾说过,我们村里是1981年才有结扎的。那时候没人肯去结扎,观念一下子转不过来嘛。所以就有很多乡政府的官员来抓,于是那些计划生育对象就开始逃,一个抓一个逃,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过去,还是这样。我爸是共产党员,什么都要带头,结扎他也带了个头。

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弟弟的,是我现在这个弟弟下面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三兄弟的,但后来那个小弟死了,这事我现在还依稀有点印象,那时候我应该已有三四岁了,已有点懂事了。至于什么原因死的,我也不知道,大概跟别人家死的小孩情况差不多吧。

二十多年过去了,父母和爷爷奶奶他也从未提过我的那个小弟,我也从未问过。现在想起来,我得感谢计划生育这一国策,感谢我爸是共产常员,否则,还不知道我爸要给我们生多少兄弟姐妹呢。

要知道,在我们村,像我这个年纪大的,大多都五六个的呀。比如,我们村的谢井凤,她比我大一岁,她现在有七姐妹,她排行老大,据说还死了一个还是两个,想想都觉得害怕。

第四,是祖宗的“子孙满堂”观念。在当时农村,谁家兄弟姐妹多,那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比如我爸生的孩子多,人家就会认为我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命好福气,有这么多的子子孙孙。这种观念我们世世代代下来就有,根深蒂固。

只是到了这几年,外出打工的人多了,大量地接触和吸收到了外面的文化,才猛然醒悟,孩子生多了并不是什么好事,除了会把自己闹得更穷更苦外,其他好像再没别的好处。当然,这种醒悟还只是停留在部分年轻人上面,还有大部分的人尤其是我们的父辈和我爷爷那一辈人,还是固守着他们的那一套。

兄弟姐妹五六个,而窜亲戚一般是由一个大人带一个或两个小孩去的,不可能全带去,所以如果你不嚷,你就不可能被选中。

乡下人家,普遍都很穷,温饱尚未解决的那种,揭不开锅的,也不是没有,这种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的,在当时我们那里到处都是。在我的记忆里,我家几乎餐餐都是青菜加玉米饭,油水很薄,干的活又粗重,所以家里人都很能吃。

当时我家九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叔叔和一个小姑姑,以及我和弟弟,这种家庭在我们村不算大也不算小,大的家有的近三十口人的。

就是这个不大不小的家,要维持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平日里自然是没什么吃的了,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有大把的猪肉吃。猪是自己养的,只有过年时才会舍得杀一头自己吃,剩下的都卖了,换些钱回来给孩子们交学费,或用做其他家用等。

除了过年,一年下来几乎很难吃上肉的了,即便是逢上清明端午中秋之类的大节日,也只是磨一板豆腐完事。豆子是自家种的,不用花钱买,花点时间弄就是了。

豆腐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纯豆子的,一种是豆子加花生麸的。纯豆子的炸出来金黄金黄的,好看,加了花生麸的炸出来就变成了黑色,但吃起来比纯豆子的要香得多。就做工来说,加花生麸的工序要多一些的。

豆腐的做法一般是先把豆子用石磨先粗磨一下,然后用水浸泡上三四个小时,如果是加花生麸的就加上花生麸一起泡,泡好之后再用石磨加水磨成浆,然后就由家庭主妇拿到厨房去搞半天,什么煮浆加石膏粉等,到底怎么搞我就不知道了,我从来就没搞过,反正工序很复杂,都是由家里的女人去搞的,比如我奶奶,或是我妈。

这做豆腐是很讲究技术和手艺的,同样多的豆浆,不同的人来弄,弄出来的豆腐是不一样多的。我妈是我们村里做豆腐的高手,往往是同样多的豆浆,她做出来的豆腐比别人的都多。平时村里搞个什么红白喜事之类,要磨很多豆腐,于是村长就把豆子分开发到村里一些妇女手里让她们帮忙做豆腐,往往到了交货时,我妈做的那板豆腐是最厚的。我妈做豆腐的本领,到现在还是这样。

豆腐一般分两种吃法。一种是现吃,就像我们现在在菜市场买的一样,刚下架的,一块一块,和着青菜煮汤吃,没有别的佐料,最多也就加上几根葱,这叫吃白豆腐,新鲜白嫩。也许,你会说,这怎么吃呀,白豆腐煮青菜,一锅汤,怎么说都不好吃的。是啊,以今天城里人的生活水平相比,我也觉得那样煮不好吃,简直是难以下咽,可是,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已经绝对上等的好菜了。

另一种是把豆腐切成块,大概是长10厘米宽5厘米厚1厘米这样一块,然后放到油锅里煎,把它煎成黑赤黑赤的,煎好后的豆腐特别香。煎好的豆腐一般是放上盐,找一个大概高50厘米直径30厘米大的瓦罐腌起来。这种瓦罐我们农村家庭里家家户户都有很多,除了装豆腐用之外,还可以装很多其它诸如糍粑酸姜酸辣椒之类的腌食品,腌出来的东西味道鲜美可口,实在是好吃得很。到现在为止,我每次回家,都会带一些腌豆腐或是腌酸姜来的,这在城市里根本买不到。用这种瓦罐腌出来的豆腐可以放得很长时间,这叫吃煎豆腐。

煎好的豆腐一般可以放七八个月,最好吃的是放了三四个月的豆腐,香喷喷的,美味可口,如果有这种煎豆腐吃,什么猪肉牛扒叉烧,通通都可以见鬼去了。当然,我这人命贱,就好这一口,恐怕这辈子是改不了的了。

豆腐虽是自产,不用钱来买,却也没有大把吃的,因为豆子一般都种得很少,豆子不是主产,家里的田地都要腾出来种稻谷玉米之类的主产。平日里家里人是不舍得拿豆腐来吃的,只有来客人的时候,或是家里某人要出远门了,或是遇上什么喜庆的事了,才拿上那么十多块煮了吃的。

现在想想,我们那里的人也真笨,为什么非要等到来客人的时候才可以吃豆腐呢?反正是自己辛辛苦苦劳动的,为什么自己就不舍得吃呢?

节日里偶尔也会到集市去买点猪肉回来的,但一般没得大把吃,充其量就是尝尝罢了。通常是一家七八口人买那么两斤猪肉,还有不少是肥肉,如果用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来衡量,两斤猪肉七八个人一餐怕是吃不完的,可是,乡下人平时没什么吃的,所以嘴都特别馋,一个人都能吃掉那两斤半肥半瘦的猪肉呢。

我说这话一点都不夸张,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吧。1997年我弟弟初中毕业考上广州的一所中专,他要来广州读书了。他在家里时油水就很薄,所以很能吃,刚来广州时,在学校时他打饭是每餐打两次的,据他说,他一般在最开始打饭时,他就去排队,这是第一次,一般打六两饭,吃完这六两饭之后,刚好很少人排队了,他又去打一次,这是第二次,一般打七两,加起来就是一斤三两了,而他的一些同学,一餐只打三两,有些女同学只打一两。他偶尔过来我这里,有时候我吃过饭了,他就买菜自己做,一般是出去买一斤米回来,全部倒进电饭煲里,一斤米煮好的饭一次全部吃光。我算了一下,用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碗大概也有个六七碗吧。当然,他现在是吃不了那么多了的,他毕业以后已经工作三年,已经适应了城里的生活了。这不,他现在还买房子了,正准备2005年元旦入住呢。像我弟弟这么能吃的人在我们乡下多得是。

从懂事的那时候起,我就从未奢望过要吃肉,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了念头,也就死了那份心。但是很奢望吃豆腐,毕竟,一年之中能吃上豆腐的次数比吃上肉的次数多得多。

孩提时代就懂得了,要想吃上豆腐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逢年过节,另一个就是窜亲戚。节日在一年之中是固定的,不会跑掉。但窜亲戚就不一样了,可窜可不窜,可以是你去,也可以是你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去。一般的亲戚,客人来了都会拿那么十多块豆腐煮着吃的,除此之外,还会炒一些花生,在客人临走时给他们在路上吃。所以乡下的孩子都那么喜欢窜亲戚。

而去外婆家窜亲戚又要比去别的亲戚好得多。除了上面说的有豆腐和花生以外,还能吃了一个熟鸡蛋。或是吃上一个鸡腿。鸡腿不是刚有的,只有过完年去的时候才会有,因为农村人家除特殊情况外一般只有过年时才杀鸡的。

但鸡蛋却常有的。外甥来了,外婆就会煮一个鸡蛋给外甥吃,大人一般没有。但煮鸡蛋只限于孩子少的家庭,如果孩子多了,那就煮不成了,因为不能只煮给谁而不煮给谁,可一人一个又没那么多或是不舍得煮那么多,所以干脆不煮了。大人当然就享受不了这等待遇的了。

除了吃以外,还有外婆外公的疼爱。外婆外公像爷爷奶奶那样,会抱着外甥像心肝宝贝那样亲了又亲疼了又疼。另外还有很多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一起玩。在孩子们的眼里,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啊。有时候觉得,就是冲着那几块豆腐和那个鸡蛋,以及外公外婆的疼爱,表兄妹们的玩耍,那十几里山路就没白跑了。

在家里也会被爷爷奶奶疼也有邻家小孩一起玩,但时间长了,也就有些腻了,换个环境,新鲜,新奇,又有好东西吃,又有人疼,所以乡下孩子都爱窜亲戚,尤其是爱去外婆家了。

可是我却是个例外,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不想去外婆家。我爸共有五兄弟妹,他排行老大,我妈共有六兄妹,她也是排行老大,而我又是我爸妈这两个老大的老大,所以我在我这个人家族的同辈人中,我年纪最大。在乡下做老大真是一件苦差事,有活干时做老大的去干,有好吃的让给小的吃,在家里的“地位”和“待遇”跟做小的比,尤其是跟那种兄弟姐妹多而做最小的那个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因为是做老大,所以我去到外婆家后,表弟表妹一大堆。外公外婆也疼小孩的,可是子孙太多,疼也是先疼小的,我不但排不上号,还要帮忙照看那些小表弟表妹们。去了外婆家也有豆腐和鸡蛋吃,但是我得不到大人们的疼爱,觉得冷冰冰的,这种冰冷的感觉早已把那几块豆腐和那个鸡蛋对我的诱惑给抹得一干二净了,所以我不想去外婆家。在九岁前不想去,在九岁后就更不想去了,甚至是害怕去了。具体原因在下文再作详细阐述。

外婆家属乳源县管辖,我们爱则属乐昌市(当时叫乐昌县)管辖,她们那个小山村叫塘峰岩。虽是不同县,却也离得不远,翻过几座山,走过十几里山路就到了。我们乡下跟中国很多的农村不一样,我们那里崇山峻岭,一座挨着一座,我们就住在那山坳里,或是山与山之间的洼地里。我们是世世代代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自己耕田种地,自给自足,除了布匹、盐巴之类的东西要买以外,其他吃的用的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稻谷、红薯、玉米、花生、豆子、各类菜蔬等都是自己种自己吃。

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牛养猪养鸡,牛用来耕田,猪和鸡以及鸡生的蛋就用来卖,换些钱回来买衣服穿买盐吃,给孩子们交学费,以及买谷种、化肥农药之类。我们那里经常闹旱灾,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大旱时近乎颗粒无收,似乎已成定律。收成好时,够一家人吃上一年的,收成不好时,就得借就得买。这样一来,生活就过得相当艰苦。大米不够吃,就吃玉米,玉米是我们那里的主产,所以每家每户收回来的玉米都有很多的,不能说是大把,但一家人吃上一年,还是够的。

我们家在做饭时,通常是放一半大米一半玉米,或是放三分之一大米三分之二玉米,这样做出来的饭就是玉米饭了,吃当然是不好吃了,只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能填饱肚子就行,还能有什么奢求呢?从我懂事时起,到1993年年底我辍学离开家来广州打工,十多年来几乎都是这样过来的,天天玉米饭玉米饼,印象中,肚子还是能填饱的。

进入九十年代后,生活稍微好了一点点,就少吃了几顿玉米饭多吃了几顿白米饭,但其他的生活条件还是没有得到改善。

除了做玉米饭外,我家还特别喜欢做玉米饼。就是把玉米用石磨磨成粉,和上水,搅成泥巴状,做成一个个约直径15厘米大20厘米厚的玉米饼,然后用一口大锅蒸熟,肚子饿时可以吃,但主要是用做第二天的早餐。

这种玉米饼当时在乡下很流行,几乎家家户户都做,因为用来做早餐很合适。因为这种饼硬如石头,所以我们都叫它“打死狗”,就是把它扔出去能把狗打死的意思。记得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当时是在马子坪小学读的,我们村离马子坪村大概有20分钟路程,通常是我早上背着书包出门时就拿上一个玉米饼,一边走一边吃,常常是去到学校才把那个饼啃完,不是不想快点啃,而是那东西实在太硬太粗太难以下咽。

这是1987年的夏天,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大概是8月27、28日那两天吧,临开学前两天。我和爸爸来到外婆家,外公外婆依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父子,一点儿要把我留下来的迹象都没有。寒暄,聊家常,吃饭,一切正常。

只到下午四点多,我们正准备回家的时候,爸爸才对我说让我留下来读书,好像还说了几句诸如要听外公外婆的话要好好读书之类的话,便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自个儿回去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将要寄宿在外婆家了。

我自小没有离开过父母,更没有在别人家里过过夜,自小害怕见陌生人,性格内向,孤言寡语,外公外婆虽然和蔼可亲,但一下子接触那么多生人,生活在一个如此陌生的环境里,无疑如晴天霹雳,记得我当时只想哭,觉得自己犹如大海里的一叶孤舟,好无助,好无奈,大脑里一片空白,不知所措。等我回过神来时,爸爸已经走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爸爸为什么之前不跟我提这事,哪怕是大人作出的决定,让我知道一下,我也好有个心理准备啊。长大以后我才知道,我爸是个很不会教孩子的人,他想好的事,不管对还是错,从来不会考虑孩子的感受,他一定要你去做的,在他的眼里,小孩子是不懂事的,你只要照着他想的去做就是了。从来就没想过他要自己的孩子做一件事时事先跟孩子打个招呼,除非这个招呼是必须要打的,更谈不上他会跟孩子们商量某件事了。

我恨我爸。恨他之前不跟我提提这事,恨他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

但是我没有哭,不是不想哭,是不敢哭。我爸是个脾气十分暴燥的人,我小的时候,不管做错了什么事,都会遭到爸爸的毒打的。爸爸打我有个习惯,就是不许我哭,我越哭,他就越打,他打我从来不眨眼,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也不能哭,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不哭的习惯。

我爸打人的方法可谓是多种多样。用得最多,就是他的“铁砂掌”了。爸爸的铁砂掌实在是历害,一巴掌过来,几乎可以把人打昏过去的。用巴掌打儿子,在我们当地是件很正常的事,几乎每个父母都是这样的,农村人没文化,不会管教子女,所以就用这种土办法。但大多是象征性地吓唬吓唬就是了,毕竟儿子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还是很不舍得打的。

但我爸不一样,他打人(准确地说只是打我)从来就是真打,从来就手下不留一点情的,我现在想起来还浑身哆嗦。巴掌一般是打脸和打屁股,这两个地方肉多,用巴掌打很合适。有时候也打背脊,但打背脊怕打坏,而屁股打不坏,记得我爸在跟别人聊天时也说过的,说屁股是打不坏的。

后来在我们邻村出了一件事,某某父亲用巴掌打儿子的背脊,当时也没什么异常,结果在当天晚上,他儿子吐血死了,背到医院抢救都来不及就死了。那件事在当地影响很大,似乎给很多用巴掌打儿子的父母敲响了一次警钟。

也就从那时起,爸爸就不再用巴掌打我的背脊,只打脸和屁股,反正屁股“打不坏”的。

铁砂掌过来,就是揪耳朵了。揪耳朵也是爸爸惯用的打我的方法。我做错了事,他就会揪我耳朵,有时候是一只手揪,有时候时两只手,一只手揪我一只耳朵。他用力捏紧我的耳朵,先拧一下,然后用力往上提。因为疼痛难忍,所以他往上提,我就掂起脚尖跟着往上,可是他长得高,常常是揪得我像跳芭蕾舞似的掂起两个脚尖还是无济于事。

一般是不敢用手去护耳朵的,越是护,他就越是揪得凶。直把我揪得眼冒金星浑身冒汗,疼得呲牙咧嘴又不敢哭,被揪过的耳朵常常是耳鸣半天也听不清东西。

别的父母在管教儿子时也揪耳朵,只是人家是象征性的揪,而我爸的是真揪,不留一点情面。用他的理论,就是耳朵揪不坏,多揪几下也没问题,出不了什么事的。

再次就是竹枝。所谓竹枝,就是把竹子的枝丫掰下来,去掉叶子,就成了竹枝。竹枝的本来用途,是用作赶牛鞭子的,耕田向犁地时,牛走前人走后,牛往往会偶尔偷偷懒走得慢些,这时主人就一鞭子过去,牛便走得快。这跟我们现在在电视上看的马鞭子一个道理。

爸爸就是拿这种鞭子来打我,当我犯了错时,他就会一鞭一鞭地抽打我的小腿,常常中抽得一条一条的血红的浪。

除上述这些外,还有很多,都是很残酷的。

我小时候是经常犯错误的。有的是真错,比如我跟村里某个小孩打架,后来他用石头扔我们家瓦背,那我也拿石头去扔他们家瓦背。爸爸知道后,必打我无疑。

有的则根本没错,或不叫错,只是爸爸认为错了,比如我挑着水桶(木桶)去挑水(乡下没有自来水,只有到村里的水池去挑),半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把水桶摔成了三五七块。

有的是故意错的,比如,我们家乡盛产桃子,村里村外全是桃树,每到清明时节,桃花盛开,满山遍野。桃子成熟时,孩子们都爱偷来吃,反正满山都是,小孩子嘴馋,就喜欢用石头扔到树上,掉下来几个桃子,捡了就走,躲到一边去吃。

既然是偷,当然就不敢明目张胆地爬到树上去摘了。其实这也不算偷,一是因为偷的人多,多人偷当然就不再算是偷了,二是有些大人也偷,看见树上的桃子鲜红鲜红的,大人们也经不起诱惑,也爱偷来吃。偷桃子在我们村里人看来都是正常的,只是,我爸觉得不正常,所以不许我偷。用他的理论解释,就是小时候不能养成这种偷的习惯,说什么小时候偷针长大后偷金。

现在想想也真是荒唐,小时候偷桃子的那些人现在都已经长大了,也不见得就全变成贼了,小时候没做过贼的人,现在也不见得都是好人。

我小的时候也真是命贱,今天被打,明天再去偷,明天被打,后天再去。

有的错则是无意犯的,比如,早上家里给了用来买作业簿的八分钱(那时的作业簿八分钱一本)不小心弄丢了等。

总之,不管我犯什么样的错,我爸都要打我的,我爸打我从来就是不问青红皂白的,对与错只凭他个人意愿,从来不会过问到底是不是真错,是不是我错,反正就是一顿毒打。现在回想起我爸的很多所作所为,我还是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别的父母也打儿子,但像他这样打的,很少见。有时候想想,我爸也真是个混蛋。

在家里,爸爸几乎只打我,很少打我弟弟的。在我的记忆里,爸爸有时候也打弟弟,但不像打我那样打得那么凶狠那么残忍。根据我们当地的习俗,父母疼爱小的,是人之常情,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做老大和做最小的,在家里的地位和所受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

但像我爸那样把他两个儿子分得那么悬殊的,倒是很少见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我到底是不是我爸的亲生儿子,他怎么会这样对待我。现在想起来,觉得这种想法很可笑,但我爸爸经常打我而不打我弟弟,这倒是事实。

爸爸经常跟我说,我是做哥哥的,处处都要让着弟弟。可是他从来不告诉我怎么个让法,在他看来,弟弟一哭,就是我欺负他了,就是我不对,于是我准挨一顿毒打无疑。

时间长了,弟弟摸准了爸爸的脾性,于是他开始在我面前作威作福占尽便宜,我当然是受尽委屈也不敢吭半句,这还不算,只要我稍一不顺他的意,他就哭,一哭,爸爸就打我。

记得有一次,大概是我五、六岁的时候,一个寒冷的冬日,我和弟弟同坐在一张沙发上,一人烤着一个火盆,两人共盖着一张小棉被。那张棉被大概一米长一米宽那么大,好像是我们兄弟某人出生时亲戚来恭贺时送的。本来,两个小孩盖着那张被子,一人一半,两人都暖和。但弟弟可不那么想,他很霸道——他小时候一向都很霸道——硬要把整张被子一个人全占着。

当时我很怕他哭,他一哭,就意味着我灾祸临头,我深知这一点,所以我要想办法让他不哭。如果他只是拉去被子的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给我,他占着我的大便宜,我也就算了,可是他偏不,一定要整张被子全占着。

我没有了被子,就冷,我就伸手去拉,一拉,他就哭,我最害怕的事,终于还是来了——爸爸就在隔壁屋子里,一听见弟弟哭,猛冲过来,照准我的脸上就是狠狠地一巴掌,我当即就被打趴在沙发上。记得爸爸当时正在捏着那些用来喂猪的猪潲,打得我满脸都是潲渣。我强忍着痛,不敢哭……当时我那种感觉我现在很难用文字来表达出来,只记得当时那种日子是暗无天日的,那种日子不是人过的。

我说爸爸打我从来不问青红皂白,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他在打我之前,很少跟我对话,从未问过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更从来没听我解释过或给我机会解释。他说的话就是天理,就是圣旨,所以我挨过不少冤枉打。

记得有一次,我当时读初中二年级了,弟弟比我小两级,他上小学五年级(我们那时候没有六年级),那时爸爸已和我叔叔他们分家了(是1989年农历5月10日分的,当时我读小学四年级),我们一家四口。一天晚上,我和弟弟在写作业,爸爸准备去洗澡,找拖鞋。拖鞋放在沙发底下——农村家庭都是这样,沙发底下用来放鞋子之类——屋子里只有一只电灯,昏暗昏暗的,爸爸把手伸进沙发底下去摸拖鞋,突然“咔”的一声,爸爸哇了一声,把手拿出来,只见一只夹老鼠的铁夹夹住了爸爸的大拇指。我被吓了一跳,赶紧站起来帮爸爸把铁夹松开,只见上面已夹出几个很深的齿印,已经有血冒出来了。

我猝不及防时,爸爸突然狠命地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吼道:“你这个混蛋……”我一个咧咀,重重地摔在了沙发上,眼冒金星……等我恢复知觉时,爸爸还在指着我的鼻子吼:“我让你放(铁夹),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放……”

我马上明白了爸爸的意思,但铁夹确实不是我放的,我说:“铁夹不是我放的,你为什么要打我?”

我为自己说出这句话感到震惊,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竟然会有那么大的勇气说出这句话,竟然会有那么大的胆子敢顶撞爸爸,要是在过去,那是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吞,也不敢吭半句声的。但我确实是说出这句话了。爸爸听了这句话,没说什么,妈妈帮他用布条包了一下,他就去洗澡了。

打那以后,爸爸就再也没有打过我了。我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个晚上,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件事,那年我14岁……

说回那铁夹,原来是我弟弟放的。我爷爷嫌家里老鼠多,老是偷吃粮食,就到集市去买了个铁夹回来,弟弟觉得好玩,就把铁夹拿到家里来玩,谁知那个混蛋把铁夹放在了沙发底下……

(本文共分十个部分,这是第一部分,其他部分正在写作中)

1998年12月10日—13日初稿于温州金鹏宾馆618房间

2004年10月20日修改于广东东莞市石碣镇上一村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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